随着疫情管控的逐步放开，代之而来的是家庭小药箱药品的不断补充，这当中有西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也有抗疫中药“连花清瘟”。究其原因，除了人们遵循有关医生的建议外，也不乏这些药品在民间的口碑和大家在针对日常流感治疗中深深的信赖。

随着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连花清瘟已经家喻户晓，闻名海外，凭借切实疗效，连花清瘟连续6次入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作为“三药”之一的连花清瘟，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应对呼吸类传染病，不外乎有如下原因。

组方中的抗疫基因

中医应对大型传染病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从《伤寒论》到《温病条辨》，连花清瘟组方中就包含经典名方，蕴含着中医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与智慧。

首先，源自汉代的抗疫智慧一一麻杏石甘汤。汉代时，人们认为是怕冷、高热等疫病症状由寒邪引发，故而将流行性传染病称为“伤寒”。医圣张仲景的家族因伤寒而死亡大半，可见当时疫病影响之大。于是,控制疫病蔓延成了当时社会的头等大事，《伤寒杂病论》就是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医治疗疫病的经验，其中的诊疗思路和经验都是实实在在源自抗疫实践。

连花清瘟全方由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绵马贯众、板蓝根、石膏、薄荷脑、广藿香、红景天、鱼腥草、大黄、炒苦杏仁、甘草13味药物组成。其中，麻黄、杏仁、石膏、甘草就是赫赫有名的《伤寒杂病论》名方——麻杏石甘汤。按照《伤寒杂病论》条方中麻黄发外邪，杏仁下肺气，石膏清肺热，这个方子被用以治疗“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症状。中医认为，寒邪入侵人体首先会引发头项痛等体表的症状即表证，然后会逐渐向里走，等出现高热、神昏、谵语时，就是寒邪已入里了。麻杏石甘汤恰恰适合治疗表邪未解且邪热壅肺的阶段，这是疾病转归最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控制住病情发展，高烧才有可能退去，疾病才有可能好转。后世历代中医对这个处方不断发挥，只要符合肺经郁热内闭、肺气不宣病机，支气管炎、哮喘、肺炎等疾病都可以用这个处方治疗，可见其对于肺系疾病有一定普适性。连花清瘟将麻杏石甘这一经典方剂纳入其中，正是与汉代中医抗疫智慧一脉相承。

蕴藏明清抗疫新成果

《伤寒杂病论》自出世以来，一直被中医学界尊为圭皋，其应对传染病的方式方法更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直至清代，中医抗疫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革命。

正是因为细菌、病毒的不断进化，明清时期的很多传染病，单单用《伤寒杂病论》的思路无法解决了，当时的医家对传染病通过摸索又有了新的认识，“温病”这一名称应运而生，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系列温病大家，正是大名鼎鼎的医家吴鞠通、吴又可、叶天士等，他们在继承伤寒六经辨证的基础上又开创了卫气营血辨证，以更新的一种思路应对传染病。

其中，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中的银翘散，可谓温病学派抗疫的革命性成果之一。连花清瘟也纳入了该方,即连翘、金银花、薄荷等，金银花散热解表，连翘清热解表，薄荷辛凉清利头目，共同起到辛凉透表、清热解毒的功效。

除此之外,连花清瘟中还有大黄、藿香、红景天，也是汲取了历代医家的抗疫经验。尤其用大黄，正是继承了吴又可《瘟疫论》中“下不厌早、下不厌频，驱邪务尽”的原则。

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用大黄泻下，不仅起通腑作用，更是重在驱逐毒秽，通腑泄肺逐瘀，腑气下通则肺热自降，由此可扭转病情进展，截断病势，切断向营血传变。通俗点说，就是防止传染病不断加重，以至于发生肺炎、心肌炎等疾病。现代研究也已证实，在传染病发病的热毒阶段进行通腑泻下，可减少肠道内毒素的吸收，减轻内毒素血症，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从而使毒热症状减轻，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医抗疫策略的科学性。

汉代的伤寒学派和明清的温病学派犹如两股优秀的父母代基因，深深地融合于连花清瘟的精髓，巧妙地将二者所蕴含的智慧凝聚于同一处方，这也是连花清瘟能在历次抗疫中屡建奇功的真谛。

尤其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病毒变异而出现的“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等各种病毒株，有研究证明实，连花清瘟组方应对各类变异毒株均有明显的体外抗病毒作用：抑制病毒复制和吸附，减少病毒空斑形成、细胞病毒、被感染的细胞内病毒颗粒的数量以及炎症反应，对于“贝塔”变异株，连花清瘟可以抑制病毒复制，降低病毒核酸N基因、ORF1ab基因S基因亚基因组RNA拷贝数，对于德尔塔变异株，连花清瘟可以抑制病毒复制，对于奥密克戎变异株，连花清瘟对病毒本身以及感染诱导的细胞病变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连花清瘟从2003年进入市场至今，已经获得层面30余次方案推荐，从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禽流感到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在这十几年我国发生的病毒传染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连花清瘟都获得了治疗方案的推荐，成为治感冒、防流感、治疗新冠肺炎代表性中成药。只要症候群相同，不论是新冠肺炎，还是普通感冒、流感，都可以使用连花清瘟进行治疗，这就是连花清瘟被家庭选为必备的根本缘由。